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4日在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座谈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量跌价滞态势，再过一个季度左右可能会面临全面调整，房价会有所下降。(《新京报》7月5日)

　　徐部长的预判，依据是中央近期连续出台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从“新国四条”到“新国十条”；从规定二套房首付比例不得低于50%，到房价过高地区可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此轮严厉的调控政策，显示了中央调控房价非同以往的决心。

　　然而，新政出台两个多月来，中国主要城市住房成交量锐减，但房价并未应声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2.4%，环比上涨0.2%。其中，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5.1%，环比上涨0.4%。超过10%以上的同比上涨，不能不令人怀疑文章开头的预判是否成立。

    逆政策而行的房价很不给调控面子，当然，政策对市场的影响有一定滞后性，而且政策的严厉性还会加码，再过一个季度房价会有所下降，这不是不可能。但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卖地财政”，房价会否在未来一个季度有所下降，依然令人存疑。

    全国政协委员梁季阳在今年两会上就说：“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地方财政收入约50%。”卖地收入已支撑起地方财政的半边天，要是半边天塌下来，很多地方主政者是无法面对和承担的。

    这占了半边天的财政收入除了用于“三公开支”，其中一块是用于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保障。城建、教育、医疗、养老、失业……哪一样都得花钱，花少了，市民还不满意。既不让池子进水，又要池子流水，这能持续多久？如果地方政府财力原本雄厚，倒可以持续一下，可事实并非如此——3月17日《中国证券报》的一个报道就说：2009年年末,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达7.2万亿元，面临严重债务危机，多个地方靠卖地还贷。实际上在众多公共福利保障性支出中，地方政府出了大头，经济学家胡鞍钢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我国在教育投入方面，大体上94.5%的投入是由地方财政支出的。”

    回想2008年，受金融危机波及，国内房价大幅下滑，地方财政很快捉襟见肘，各地纷纷出台五花八门的托市、救市措施——地方政府需要通盘考虑，有些支出是刚性的，有些工程在加紧上马，一旦财政入不敷出，银行收紧信贷，资金链断裂随时都有可能，那样政府就难以运行。何况，房地产业对GDP有重要贡献，在以GDP论英雄的时代，打压楼市不啻打压GDP。地方政府打压房价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中国这房价既不是市场的结果，也不单是行政的结果。

    我并不是为地方政府开脱，而是要理性分析为什么高房价治不了，其核心是怎么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把房价打压下来，或减少甚至取消卖地财政，这个缺口拿什么来补？谁来补？还有理论说，房子在西方某些国家是作为福利而不是商品，真要这样，有些地方政府就是卖光办公大楼也不够，现在提高福利是不是太奢侈了点？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不是大话空话，但怎么把这些做真做实，才是最难之处。比如，如何寻找卖地财政的替代品？中国怎样才能在国际产业链中往前端靠？在转型尚未完成前，房地产仍是“支柱产业”，而中间阶层则是最大的埋单人——富有的人无论房价高低都能通吃，困难群体则在指望保障性住房。

    如果说卖地财政是必然的，那为这个财政做了贡献的人，有理由知道它是不是实现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只有实现了这点，民众承受了高房价却享受了好的福利，这才是值得的，就怕承受了高房价，却享受不了好福利。这里就需要公开财政预算，挤干不必要的支出，能做到这一点，民众对高房价的抱怨才会少一些；政府财政有困难，民众也愿意共赴时艰。

    (作者：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