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吴晶晶 郑良中）一个80岁高龄的老人，本该颐养天年尽享儿孙绕膝之乐，但他的生活远不是这样。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他总在全国各地布道，这些观点像重磅炸弹一般，屡屡招来不解甚至谩骂——这个人就是经常被误解、被误读的茅于轼。

　　他说，经济适用房有毒，不能再搞了；他又说，廉租房不应该建私人厕所……但凡茅于轼开口，总能听到骂声一片，但最近，突然有个人站了出来，表示要“向茅于轼道歉”。

　　或许，在“炮轰”茅于轼多年后的某一刻，我们应该暂时屏蔽一些喧哗与焦躁，把心灵敞开，听他说，并静下心来品一品，这个已至耄耋之年的“倔强老头儿”，他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是他说……

　　6月27日，茅于轼应邀做客本报“长江美联大讲坛”。开讲前,在他下榻的香格里拉大饭店，这个讲真话的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人物简介 茅于轼

　　1929年生于南京，著名经济学家。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

　　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此前，他从事过很多职业：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等。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1993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理事长。

　　他素有“草根经济学家”之称，他多年致力于民间金融体系的研究。

　　1993年，他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多本经济类畅销书。

　　他坚持：经济适用房比赌博还要坏

　　“武汉经济适用房摇出个六连号来，这个作弊的人太笨了，这是小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一番轻蔑的挖苦后，茅于轼话锋一转，严肃地说：“不过，问题不在他笨，问题在经济适用房本身是最大的贪污腐败，它既不讲效率，更不讲公平，比赌博还要坏。”

　　茅于轼表示，买经济适用房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你希望谁为你作出牺牲？没有人牺牲而有人卖便宜房，是不可能的。社会上一切财富都是劳动的成果，都是有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不剥削别人而能买便宜房，是不可能的。也不光是住房，一切商品都有其合理的价格，不可能用低价买任何一种商品。

　　“那经济适用房侵害了谁的利益呢？就是那些被迫低价卖土地的农民的利益。”茅于轼说，“那我倒要问，侵害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去补贴城市的中上收入人群，公理何在？”

　　“重效益或者重公平，我都同意，但是经济适用房却一头都不占。”他认为，它不但没有创造财富，反而破坏了公平，这么糟糕的东西早就应该废除。

　　他澄清：我从没说过“廉租房不建厕所”

　　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茅老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要声明：我从来没有说过廉租房不应建厕所。”

　　茅于轼说，他的原话是：“廉租房不应有专用的、私人的厕所。”也就是说，要建成类似大学生宿舍那样的，室内的、有水洗的厕所，但应是大家共用的，不是某一家的。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他说，“这个理由很简单，既然是救济房，就要迁就一点，标准当然是比商品房低。”

　　他认为，这样做会带来两个明显好处：“富人瞧不上这样的房子，不会来抢占；穷人等条件好了以后也愿意搬，不会永远占着。”

　　对无数次被无数人“拍砖”的“经济适用房”以及“廉租房”问题，茅于轼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人误解了，或者说没有真正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我　‘反对经济适用房’也好，说‘廉租房不建专用厕所’也罢，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在为穷人说话，更是在为穷人办事。”

　　他说，倒是那些总是打着为穷人说话旗号的人，形迹可疑，要特别留神他们在做的那些祸害穷人的事。

　　他想说：明白了就不骂了

　　4天前，时评家胡安东在《重庆商报》上公开发文——“在经适房问题上向茅于轼道歉”。这是持续多年的非议、谩骂之后，第一个站出来向茅老先生致歉的人。

　　胡安东说，最近经济适用房摇出六连号等一系列丑闻的曝光，让他对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好处开始产生怀疑。难怪，经济适用房被茅于轼先生打了个冷峻的问号。而如果这种情况照此下去却得不到改善，不知还有多少人应像笔者那样向茅老道歉？

　　奥斯卡·王尔德早就说过：“与不列颠四分之三公众观点相左，乃是保持理智的首要之选。”茅于轼，或许就是那力图保持理智的极少数。

　　为了“保持理智”，他永远只说自己认为对的话，也正因为这样，“嘴巴不甜”的老人总是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屡屡被当成射击的“靶子”。但奇怪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他没有被“斗倒”，反倒是一些以前恨他的人，有的转变了立场，表示误解了他。

　　茅夫人在一旁评价，“他就是思想太超前了，所以别人总是反对他。”茅于轼略微沉吟了一下说，“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主要是他们还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明白了以后，就不骂了。”

　　他还说：任何东西都要尽量卖高价

　　茅于轼还有一个很遭人“恨”的说法，他说：任何东西都要尽量卖高价，房子也一样。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怎样才能变富？只能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物尽其用，就是把每一个商品卖高价，能卖80万元的，你就不要卖50万元了。”

　　“所以，我反对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因为那没有物尽其用。一个房子能卖80万，你就不要卖50万，卖50万太糟蹋它了。”茅认为，一个社会要富起来，就要靠每一个物都要尽其用。

　　继续引申，他还说，其实拍卖都是这样的功能，只要有人出高价，我就把它卖到尽可能高的价位，这是一个社会能够致富的原因。

　　他苦笑：小额贷款，搞了10多年没人理

　　10多年前，茅于轼在山西省的吕梁地区开始做一个扶贫试验，叫“小额贷款扶贫项目”。　茅于轼摇头苦笑：“我搞了这么多年没人理,不过好在那项试验仍在推行。”

　　坚持做小额贷款16年，茅于轼说，只可惜到现在为止，服务的人群恐怕也不到10万，困难重重，规模很难扩大。

　　“不能说那是成功的，但我觉得意义还是有，那就是推进了农村金融改革。”他如是评价。

　　而尤为可叹的是，不但政府有关部门“不搭理”，搞小额贷款，他在公众面前也“不讨好”。

　　报纸上，电视上，很多人在口诛笔伐——你茅于轼搞小额贷款，凭什么公然支持高利率，居然还声称非高利率不行。

　　“现在全世界做成功小额贷款的，就是高利贷,小额贷款实质就是高利贷的合法化。”尽管遭到了很多批评，茅于轼还是坚持认为——大部分高利贷数目都很小，几千元到几万元。而这种小贷款的经营成本是正常借贷成本的五倍以上。所以放高利贷不见得利润很丰厚，因此尽管利率很高，大银行都不愿意经营小额借贷。

　　所以他坚持认为，“搞小额贷款20%的利率是很应该的，但如果到30%，那就高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