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也已面临着急速下滑的危险。去年的从紧的货币政策本来就立意于美国爆发次级债的风波之前，更不可能预见到“雷曼兄弟”的破产，尤其是中国的通胀下行与世界经济下滑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已消除了通胀输入型的威胁。经济下滑与破产数量的扩大已将中国的这辆马车置于了陡峭的滑梯之上，实际GDP增长的下滑速度远远大于名义GDP的下滑速度。缺少了外需，再不能启动内需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再自以为比预想的好的鼠目寸光会让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曾经有过一段长达半年的救市与不救市的争论，曾经有过西方教科书与西方教师们的榜样作用。但今天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已率先打破了经济学中传统的不干预做法，因为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要远远高于经济学的理论。当市场无能为力时，正是发挥政府作用的时机，尤其是中国这个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系。

　　9月15日，央行出台了双降的措施，试图给市场增加一点信心。9月18日，又出台了三项措施来挽救股市，但当一辆一百公斤的马车在快速下滑时，仅仅用三十公斤的微弱力量就想拉住这辆下滑的马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用同样一百公斤的力量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大约至少要用一百五十公斤的力量才有可能阻止住下滑的趋势，而要让马车从下滑逆转为上升则可能需要更大的力量，出台更多的措施。

　　如果中国的经济回复了较快的增长，也会对稳定世界的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就如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显赫”。而如果中国再不出台各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在必然会在世界经济的危机中自毁长城。唇齿共命运已容不得看别人的笑话，自救己与共救成了一条绳上的一对蚂蚱。

　　中国的股市不行了、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不行了、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行了、中国的各种自然灾害加重了、中国的金融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及、中投和中金融业的对外投资也面临着巨大的损失、支持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也要不行了。一旦房价出现了互相攀比的暴跌，那么类似美国次级债的风波就会从中国再次向全球传播。

　　都说中国的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因为拉动的相关产业最多，对GDP增长的影响最大，同时又是拉动中国消费的龙头，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必须的，但对房地产业的限制性措施也是全球最严苛的。

　　为什么在防止投资过热时出台的各种限制性措施在固定资产投资也连续近四个季度实际投资出现下滑时仍不取消呢？难道“保增长”的口号是句空话，在保增长时不应取消这些限制性条件吗？不应为“保增长”而出台一些放松管制、加大支持的措施与办法吗？

　　为什么防止房价过快上涨时出台的各种税费和限制性条件在房价出现下降和交易已严重下滑时仍不取消呢？难道为限制交易而增加的税费不应在消费交易已严重下滑出现调节过度时取消吗？不应为“保增长”而刺激交易与消费吗？

　　为什么在防止过度投资而刺激房价上涨时出台的各种个人消费信贷政策在房价下降、投资行为消失时仍不取消呢？当外资与社会想投资房地产时，政策严格限制并不许他们投资，今天当房价可能下跌时，政策想让外资或投资者投资大约都没有人会出手了，而政策却没有丝毫想放弃自身错误的考虑，结果只能限制的是更新换代的真实消费。

　　为什么在防止经济过热时出台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世界经济危机和GDP严重下滑时仍在坚持？违反《商业银行法》的信贷规模管制仍在坚持？国际粮价高涨时，中国严禁粮食出口的措施在粮食大丰收的压力下开始放松了，但国际的客户早就丢失了，粮食的价格也同样失去了盈利的机会与竞争力。

　　早在1979年时，为拉动经济的增长和鼓励投资时，政府就犯过同样的决策错误，迟迟不肯将限制投资过快增长时征收的投资方向税取消，直到保8%的失败时才想起那些与当前目标产生反向作用的政策没有及时的调整，取消投资方向调节税时又同时取消了对节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至于造成了今天节能减排的困难和压力。难道今天还要重复的再犯那些过去的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