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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透露，《城市拆迁条例(草稿)》已经拟定，该草案最重要的变化，是要以政府为拆迁主体来进行制度设计，明确拆迁属国家征收行为，由政府来主导完成，而非开发商。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横空出世的《城市拆迁条例（草稿）》 从时间上看，最早的相关消息出自今年3月5日新华网的报道，曾参与物权法立法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在3月４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期盼拆迁条例尽快出台，配套物权法实施。”而刚过了4天，王利明在3月8日对记者透露，《城市拆迁条例（草稿）》已经拟定，正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被拆迁人等各方意见。
据悉，在提交讨论的草稿中，开发商主导拆迁过程的旧模式将变更为政府主导模式。草稿将对补偿标准进行细化，并对拆迁程序和补救规则做了规范。新拆迁条例，亦将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行细化，对于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拆迁行为，被拆迁人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提出异议，并有可能获得补救。
王利明说，以往，政府决定开发后往往交由开发商实施具体拆迁行为，并由其与被拆迁人协商补偿标准，政府作为仲裁者。开发商的效率可能高一些，但部分开发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会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甚至是野蛮拆迁，严重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草稿建议，拆迁属国家征收行为，由政府来主导完成。
《城市拆迁条例（草稿）》这一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行政法规，草案征求意见过程本应面向全民，但在已经拟定数月之后，草案文本至今没有向社会公开。记者日前电话采访了王利明，王教授表示，现在他就此什么也不方便说，相关问题都由国务院法制办来回答。因此，媒体及公众对此行政法规的了解大都仅限于3月8日在两会期间王利明的那次“权威人士透露”，此后再无下文。各方人士根据有限的消息，纷纷展开分析和预测。
新模式是进步还是倒退？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的陈旭律师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措施。政府过去将自己的公共服务职责下放给了企业，因而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将谈判权收回之后，拆迁就从原来的政府—开发商—被拆迁人的三级模式变成了政府直接和被拆迁人协商，这就减少了可能出现了盘剥的一个环节。而且政府不是利益的任何一方，和被拆迁人谈判会相对公正。
但很多人担心，以前拆迁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协商补偿标准，政府作为仲裁者。现在政府作为主导，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使原来市场主体平等的协商关系，变成了官与民的博弈，会不会出现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对此陈律师表示，如果谈判权收归政府，那么原来房管局所拥有的仲裁权就应该取消，并由法院执掌仲裁权，来确保公正。
而事实上，在拆迁的过程中政府并不总是没有利益驱动的。当年湖南嘉禾的暴力拆迁事件。“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以及“四包两停”的株连九族政策，就是出自县委、县政府之手。而不久前被媒体揭出的山东省广饶县批准的占地158亩的“史上最牛幼儿园”，这个被指造假圈地、挂羊头卖狗肉的典型，也是出自当地县政府的手笔。因此，拆迁主体收归政府后，会不会使开发商更加热衷于寻求政府作为自己的保护伞，这也是人们担心的焦点，如果不能有效的约束，被拆迁人是很难与之抗衡的。
对此，陈旭律师认为，这些都属于制度建设的问题，如果公共利益得到明确划分，相关的审计工作到位，在制度上能够做到公开透明，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要改变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当然是改善法治环境，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
时下，要加强对拆迁户的保护，也许只有增强他们自身的维权能力了。如，通过一些法律规定，让他们在拆迁博弈中多一些容易操作而又有效的手段选择。
新旧模式差别不大？
一些买房者担心，从开发商的支付成本上看，政府主导拆迁之后，其行政人员在拆迁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相关的支出费用。而在拆迁过程中，时间的拖长会增加工程的成本。行政效率的相对低下，会使成本有所增加。这些产生的额外成本，一方面可能会从行政费用里面出，也就是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另外的一个可能就是开发商的成本增加以后，会转嫁到买方的消费者头上。
中原地产的李文杰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拆迁过程的关键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和程序的公开透明，其实在现在，很多拆迁就已经是政府主导的了，比如酒仙桥拆迁，都是政府去和被拆迁人谈，开发商等着出钱就行了。”李文杰认为，由于政府不是法人单位，无法进行资金流转，因此应该还是政府牵头，企业实施。这样的话，在实施过程中和现在所采取的模式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变化。“王利明也表示，目前发生的大量拆迁纠纷，多数的老百姓并不反对拆迁，主要还是补偿不到位。但政府去和被拆迁人谈，仍然存在无法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因此，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益区分和相关的法律依据能不能得到切实执行。”
土地征收制度才是根本？
民间古城保护人士华新民女士则根本不认同所谓的“拆迁新模式”，她认为，我们应该制定《土地征收征用管理条例》来代替《城市拆迁条例》。用“土地征收征用”来取代“房屋拆迁”概念。
“房子和地是不能割裂开来的，我们买房的时候交了土地出让金，手里有土地产权证，就说明我们不仅买了房屋，还买了房子下面的地的产权。你若是想拆我的房就必须先收购我的土地产权,怎么能单提房屋征收呢。”华新民说，“现在拆迁的纠纷，从表面上看都是因为城市改造当中的拆迁补偿而引起，其实直指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的深层矛盾，这个深层矛盾就是政府没有履行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程序，没有完全取得这块土地的处置权。” 华新民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买了房子，筑起一个家，不是为了随时准备搬走。家对于一个人来说包涵的内容是很多的，因此，如果遇到假借公共利益来侵害居民权益的情况，居民应该有说不的权利，让法院做出公正的裁决。
如果是因为公共的利益拆迁，在程序中其实是有法可依的，就是《行政许可法》，但拆迁的程序却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来施行。华新民举例说，比如政府想要盖一个火车站，应该组织相关人士公开讨论是不是有必要建火车站，如果真的有必要建的话，应该在立项之前，对利害关系人进行告知，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达不成共识，要由法院来裁决。“而现在很多地方的现实是，在规划好立项完以后，才通知一个地方的居民，这里要建火车站了，你们必须搬走，基本上是政府规划到哪里，哪里的房子就会倒下。”
本刊记者 刘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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