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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扩张，都会造就一批失地农民，与其说造就，不如说成就。成就更能体现农民们积极主动地渴望着失去土地的生活，当然，前提是，失去比拥有更美好。 如今的征地早已不是野蛮的掠夺，失地农民不用担心自己要拖家带口夹着铺盖拉着牲口流离失所，因为，土地被征用通常意味着补偿与安置，这笔补偿金额，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都是生平可以到手的第一笔巨款。而且，失去土地意味着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劳作，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为舒适和体面的谋生方式。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土地被征用更能改变集体命运。 你家被征地了吗？ 新城的建设内容妇孺皆知，村民们的改变也早已开始。乡民们的问候语变成了，“你家地被征了吗？”。就拿新近热门的大学城搬迁来说，大学城所在地吴家营乡，村民以农产品为主要经济来源。本来，吴家营距离呈贡主城并不远，但是，由于土地水利条件不如斗南、古城等近滇池村落。吴家营的人鼓足了劲在土地上下功夫，一年也只能种两季，斗南、古城却可以轻松种五季，由此，村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对于挣扎在奔小康道路上的村民来说，大学城的建设和搬迁，无疑是天赐良机，整个吴家营乡都笼罩在这样一种兴奋中。“你家被征地了么？”成为交流主题，倘若土地都被征完了，脸上总会洋溢舒心而自豪的微笑，得意劲儿不亚于儿子考上清华大学。 被征地者，不仅意味着家中有了一笔足以炫耀的巨款，更意味着一种脱离土地后可以预见的体面生活。 农民的非农思考 体面生活的背后，同样彷徨着犹豫与不安。在这场征地运动中，按照规定，前卫营的村民们按人头进行补偿，每个人所得到的补偿费用在16—22万元之间。换句话说，每户人家得到了少则四五十万，多达上百万的土地补偿金。这部分资金里，除村上抽取10%作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集体投资外，其他部分由村民自主管理。 村民们一次性得到了一笔巨款，但，生活是细水长流的。摆脱了土里刨食的命运，同时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今后如何生存下去？这对于世代农耕的村民来说，是一次转折，也是一次选择，或者，他们更愿意把这描述成一次被动的冒险。 作为村民们最为熟悉的组织。村委会只能做出一些集体性设计，例如，把所有山地集中起来，进行再次分配。只不过，眼下的分配也透着时代的影子，不再进行统一分配，而是在村里进行“招标”，山地种植，价高者得。山地不如田地好用，一般来说，只能在山地上种些水果。村上用提出的10%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水利的改造，改造后的山地种植效益也会有所提高。即便如此，种植难度与收益，远不能和从前相比，更不用说，有限的山地还得进行不可预期的“标价竞争”。对于农民来说，眼下进行的山地分配是“远水不解近渴”的。 村民们的目光，必须从熟悉了大半辈子的田地、作物中移开；他们历经风霜的双手，必须去进行婴儿般崭新的探索；他们世代传承的思维构架，只能打破从头来过。 原住民的春天 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却是真真实实发生的。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大学城征地范围内的前卫营，故事的主人翁则是这个村子的绝大部分村民。现在，村子里买车成风，多数人买的是大众、桑塔纳、捷达等轿车。 村民们互相调侃：“买车干什么？”“开着去种地。”“锄头往哪放？”“哈哈……” 认真地去向村民们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外乎两个：一、村子里的人都买了；二、从地里运水果回家方便。 其实，无须追究问题的确切答案。人们所关心的，是村民们的生活现状，还有日后何以为生？ 除了买车，也有村民在呈贡主城里买了房子、商铺；有村民则考虑到更远一些的地方租地种。对于前卫村的人们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可以自己盖房子住，最好能够在大学城附近盖，距离自然是越近越好；产权也不要学习城里商品房的70年，希望是永久性居住权。从此过上子孙无忧的“包租婆”生活。 当然，这只是村民的美好愿望，事实上，从新城建设开始之后，整个呈贡县在农民盖房的审批手续上都非常严谨，范围外的村庄盖房都屡建屡停，更不要说征地范围内的前卫营了。 当大阔步的城市化进程涉及到寻常百姓家，改变得就不仅是一家人的命运，这一代人及他的子子孙孙都会受到深远的影响。新城建设打破了红土地上周而复始的劳作，它是机遇，是希望，也可能是整个呈贡原住居民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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