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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东盟会都，是昆明这座城市未来建设的目标，走国际化城市的轨道，不仅要治理好交通和环境，建筑的形态及功能也同样重要。
昆明“一湖四片”的整体规划，如何实施和完成，关键在于对中心城区的分解，对城市功能的再分配。例如政府机构搬迁出中心城区、新城区功能定位后建设加快，都是对城市功能的再分配，都是为了建设好东盟的会都、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昆明。
用多种指标指导开发
人类的环境建设，需要长久性，这是人们建设城市的生存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采用容积率管理来指导人们建设城市。但是，单纯采取限定容积率的方式，可以对建筑形态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也会产生自然矛盾。昆明现状就有一个误导，认为建设房屋是容积率指标的管理，这是与国际化城市走的轨道格格不入的。
昆明的友好城市，瑞士的苏黎市，与昆明气候近似，它也有容积率管理，但它在调整城市的密度方面非常理性。而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它们的发展也不是单靠容积率管理，他们还重视公共交通、业态分布等综合指标的管理。
昆明作为二线城市，应该如何找准城市自身的功能定位？如何使开发商不再处心积虑在容积率中抠利润？我们要认识到，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充分发挥和利用好土地，是城市建设的关键。妥协了容积率，一些开发商就很容易忽视公共基础设施配套、绿地率、交通等功能配套，自然就不能建设好手中的土地。所以，除了容积率，我们还要将基础技术指标作为应共同遵守的开发原则，高层低密度搭配高容积率，比起低层高密度搭配高容积率，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要高的多。
引导市场进行自我调节
高楼林立不等于城市现代化，但我们一定要建一些高楼，来作为城市中心的标识性建筑，再配合历史遗留建筑及文化遗产建筑，形成市中心的功能定位主体。洛杉矶与昆明有点类似，同属于8级地震带城市，它也是大平面，也都是矮房子，但其中心区域高楼密集，商业区和居住区的功能定位分的很清楚。昆明要向发达城市看齐，就需要消化城市中心的历史遗留问题——城中村。
昆明由于经济结构薄弱、财政收入不高，所以很多拆迁都是企业化拆迁。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政府主导拆迁——政府拆迁，然后招拍挂，形成一种商业运作流程，减轻开发商的开发难度，同时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广州的老城市拆迁就是政府主导拆迁，企业不得进入的。这种形式，政府先明确这里要做什么，开发商再通过招投标参与建设。没有拆迁环节，企业可以更好地控制成本，降低风险。但昆明政府部门的财力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不能照搬这套做法，只能采取强化容积率指标、综合评价的开发方式，这也就无法消化多年遗留下来的城中村。
昆明市二环甚至一环内都有不少城中村，占据着极佳的地理位置优势，可房地产商却不敢放开手脚。首先，因为有容积率的限制，利润空间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再者，企业化拆迁，成本不易控制，要是因此提高价格，又要面临销售的风险。
如果政府咬紧容积率，作为城市管理的标准，那么房地产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就会受到破坏。老城区内的项目建设应该理性地做好价值评估，同时规划好其功能定位，不能只靠容积率这个硬指标。
用容积率引导开发
昆明经济虽然落后，但却理性。发展起步晚不代表愚昧，而是代表机会，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者老百姓都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
加快城市化进程，解决城中村问题，并非无法可循。政府可以尽量降低开发商的风险，假如放松一点容积率，同时规定开发商必须要建更多的公共绿地、公共用地。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项目，占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容积率增加，公共用地增加，那么这个楼盘的层高就增加了，开发商可以获得充分的利益；公共活动区域更多了，业主买一套房子可以获得更多增值空间；而单个项目的绿地增加，也将对建设生态城市作出贡献。
放松容积率，开发商有了利润保证，成本失控对房地产开发的威胁就能够降低，开发商就乐于参与城中村拆迁改造中去，也更愿意承担市政配套建设的责任。房地产业多创造的税收是政府用于社会的，自然有利于政府对城市发展进行建设，让昆明的居民能得到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
这些行为让开发商获得了应得的利益，同时又符合未来城市发展方向，开发商就不会把楼盘开发视为短期的机会投资行为，而是看作长期理性的投资行为，用更长时间来做项目，房地产这个新的支柱性产业将进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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